七七笔趣阁

第一百五十一回 封义均命禹摄位 复九州玄都来朝（第1页）

<b>第一百五十一回　封义均命禹摄位　复九州玄都来朝</b>

大频国君来朝之后，又茌苒数年，帝舜这时年已八十余岁了。自在闽山与彭武、彭夷研究飞升之术。又得元秀真人之指示，勤加修练，于仙道已有根基，因此颇有冲举之志。但因尚有两项心事办理未了，不免踌躇。

第一项是传禹之事。已经确定了，而儿子义均未曾安置妥贴，终必为碍。但是何以不早为安置呢？原来帝舜虽有子九人，而娥皇却无所出，都是女英及三妃登比氏所出的。女英所出的长子义均，自幼即归娥皇抚养，娥皇非常钟爱。因为钟爱的原故，凡事不免姑息，因此义均不好学业，专喜欢歌舞。到得后来，习惯养成，而他的天资又笨，就是教导也教导不好。俗语有一句叫作“外甥多似舅”，不想四千年前早有这个成例。所以帝舜的要传位给禹，固然是事势情理所迫，不得不如此。但是义均既已如此不肖，就是帝舜要传位给他，亦是不可能了。

帝舜是个大智之人，岂有不知道之理，不过要预先安置义均，势必仿照帝尧待丹朱成法，先放之于外，方才不发生问题。但是义均如果他出，娥皇势必偕行，不但父子分离，而且夫妻睽隔，心中未免不忍。加之十余年来，娥皇体弱多病，禁不得再有愁苦之事以伤其心。因此，帝舜传禹之心虽定于十年以前，而手续颇难即办。

这年是帝舜的二十九年，娥皇竟呜呼了。于是帝舜即下令封义均于商，待过了娥皇葬期，即出就国。到得次年，葬娥皇于淯，给她上了一个尊号，叫作后育。礼毕之后。义均就拜辞父母，向封国而去。帝舜第一项心事总算办妥。

第二项是有苗之事。原来有苗之民虽经伯禹、皋陶的讨伐，恩威并用，暂时已经帖服。然而三苗、狐功等陶铸之力实在不浅，好乱之性仿佛天生，年深月久，渐渐蠢动，又复不妥了。

新近他们遗民中又出了一个枭雄，姓成，名驹，足智多谋，能言善辩，伊然是一个孤功的后身。推戴了一人作为君主，锐志恢复狐功愚民、虐民、诱民的三大政策。并倡议光复旧物，一时死灰陡然复燃。从三危山渐渐回到旧地，洞庭以南又复嚣然。

帝舜知道这个消息，不好意思就将天下传禹，仿佛有避难卸责的情形，因而尚在考虑。

又过了一年，忽报有青龙一条现于郊外。帝舜知道这是伯禹将兴的先兆。一日视朝，就叫伯禹过来吩咐道：“朕自先帝上宾，忝步大位，已经三十余年。现在年逾九旬，精力日差，实无能力，再理此万岁之事，巡守方岳，更不必说了。汝做事勤勉，所有这许多政务百官，自今以往都归汝去统治吧！”伯禹听了，再拜固辞。帝舜不许，伯禹只得受命。又过了多月，帝舜就向他说“道：“伯禹，汝走过来。从前洪水滔天，儆戒至深，能够成功，全赖汝之能力。而且汝对于国事能够勤，对于持家亦能够俭，都是汝之贤处。汝惟其不矜，所以天下没有人和汝争能；汝惟其不伐，所以天下没有人和汝争功。朕既然佩服汝之大德，又佩服汝之大绩，朕看起来，天的历数在汝身上，汝终究可以陟帝位了。不过有一句话汝要知道：大凡人身中总有两个心，一个叫人心，一个叫道心。人心最危险，道心最微妙。它们两个心刻刻在那里交战。人心战胜道心，就堕落而为小人；道心战胜人心，就上达而成为君子。但是贪嗔痴爱，饮食男女，一切都是人心。人心的党羽多，道心的帮助少。顺人心做起来，表面极甘；顺道心做起来，表面极苦。所以两个心交战，道心往往敌不过人心。汝以后一切做事总须一意注重在道心上，使它精熟，那么人心才不能为患。既然能够保全道心，尤其要紧是执着一个‘中’字。这个“中’宇，是先帝传授给朕的，因为道心虽是一个至善之心，但是应起事来，不见得一定是对。天下有许多败事之人，问他的初心，本来并不坏，或偏，或倚，或过，或不及，毫厘之差，遂致千里之谬，总是不能执其中的原故。总而言之，汝将来在位之后，第一要慎，第二要敬，吾尽吾敬以事吾上，故见为忠焉；吾尽吾敬以接吾敌，故见为信焉；吾尽吾敬以使吾下，故见为仁焉。这三句朕行之而有效，汝直取以为法假使四海困穷，天禄亦从此永终了。

尤其可怕的是这张口，好是这张口，闯祸亦是这张口，汝好好的去做吧，朕亦不再说了。”

伯禹听了，再拜稽首，仍是推辞，说道：“现在朝廷之上，功臣甚多，清帝个个卜一卜，哪个最吉，就是哪个，不必一定是臣。”帝舜道：“伯禹！朕早已占过了。占卜之法，自己先定了主意，再谋之于玄龟。现在朕志先定，问之于众人，亦无不赞成，鬼神许可，龟筮协从，卜筮之道，决不袭吉。何必再占呢。”伯禹只是个固辞，帝舜一定不许。伯禹不得已，只得拜手受命。择了正月上日，受命于神宗帝尧之庙，一切礼节，都和从前帝舜一样。

过了几日，伯禹就决议恢复九州之制。原来伯禹治水之时，早将九州之贡赋规划妥当。不料成功之后，帝舜主张分为十二州，业经帝尧允许，伯禹不愿与帝舜意见相左，所以那九州贡赋之制始终未曾拿出来。现在既然受命摄政，规划经国之要，财用最急，而贡赋又为财用之所自出，因此先行恢复九州之制，然后再将从前所定贡赋之法颁发于诸侯。其大致定王畿能为中心，向四面发展开去。王畿千里，其外东西南北四面各五百里，叫作甸服。甸服之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，叫作候服。侯服之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，叫作绥服。绥服之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，叫作要服。要服之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，叫作荒服。五服之中，甸服逼近王畿，归天子直辖，其法用赋。赋者，上取于百姓之意。其余四服，皆系诸侯之地，其法用贡。贡者，下之所供于上也。

伯禹这种办法是个中央集权之法。比到帝舜的颁五瑞更要进一层。因为那五瑞不过是受中央之命令，还是名义上之统一，如今不但名义上须受中央之统率，并且实际上每年须拿出多少货物来供给中央政府。货物的多少与种类都由中央政府指定，无可避减。诸侯的肯以服中央与否，从前不甚看得出，因为他实际虽已背叛，而表面上并无表示，亦只好由他去。如今每年须纳多少之贡物，贡物不到，即是背叛之据。而且从前还可以推说交通不便，不能朝贡，自从伯禹治水之后，早将九州的道路规定好了，而且帝都即在大河之旁，各处之水大半与河相通，所以大半都是水路，如同雍州到冀州，是从积石山坐船，绕过从前的阳纤大泽，直到龙门山，再越山而达渭水，就可以径到帝都了。从梁州到冀州，由西倾山下的桓水坐船，经过潜水、沔水，翻过山，到渭水就可以由大河人帝都。从衮州到冀州，但须在济、漯二水中坐船，即可以由河而达帝都。从青州到冀州，由汶江水坐船，转入济水，以达于河。从徐州到冀州，由淮水、泅水中坐船，径到大河。从扬州到冀州，由大江中坐船，人于淮水、泅水，以达于河。从荆州到冀州，或者由江之沱水，或者由汉之潜水坐船，越过山，到洛水，以达于河。从豫州到冀州，径从洛水即可达到。

照这个情形看起来，不但将贡物规定好，而且贡道亦预先指定。伯禹的计地真可说定得周到。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帝舜办不到，伯禹办得到，是什么原故呢？因为当时洪水泛滥，全靠他平治的原故，伯禹既然代各地诸侯治平了洪水，保全了他的领土，那么他们应当对于伯禹有点报酬，所以伯禹趁势规定贡赋之法，他们是决无异言的。而且伯禹亲历各地，情形熟悉，那种神力诸侯又是亲见而亲闻，就使要反抗，亦有所不敢。

因此之故，伯禹恢复九州之后，贡赋之法就实行，但是诸侯之中亦竟有敢反抗的，就是有苗。

原来那成驹恢复从前左彭蠡右洞庭之旧地以后，三苗遗民群起欢迎，声势已不小，但还不敢公然背叛。到得此时，贡法颁布，成驹等便商议起来，决计不肯遵例纳贡。又阻遏南方各国，使他们亦不能人贡。成驹等所最恨的是玄都氏之国。因为三苗从前和伯禹交战的时候，玄都氏的遗民曾经助伯禹做间谍，充向导。后来又分裂他的土地，以立为国，所以最恨他。

这次遂派兵前去逼迫玄都氏，玄都氏不能抵敌，只得叫人从间道飞走蒲坂来告急。

伯禹知道了，就请帝舜加以挞伐。帝舜道：“君子之道，重在责己。这个总是朕等喻教没有竭尽的原故。久施喻教，他一定服的，朕等只须行德就是了。”伯禹道：“三苗包藏祸心久矣，南有衡山，北有歧山，右有洞庭，左有彭蠡，他据有这种险阻，岂是喻教仁德所能感服的呢！”帝舜见伯禹如此主张，就说道：“那么汝就去征讨吧。”伯禹听了，稽首受命，退朝之后，就来校阅军马。

这时大司徒契已薨逝了，八元八恺已零落殆尽，皋陶亦年登大变，不能从征。只有伯益年力甚富，伯夷是伯禹的心腹，于是就请了他们两个做参谋。此外材武兵将都是年轻新进之士。伯禹检点完毕，委任真窥、横革、之交、国哀四人各将一军，分路前进。临出之前，照例要举行一个师祭，伯禹先期斋戒。到了祭祀的这一日，躬率伯益等文武大小将校在一个玄宫之中恪恭将事。